吴昌硕在西泠印社缶龛前与自己的塑像合影

据曾经多次招待过吴昌硕的“昆山小开”实业家童基先生回忆，吴昌硕晚年常来昆山，主要是喜欢阳澄湖的螃蟹。当时童基先生住在昆山闹中取静的乙丑弄，吴昌硕每逢菊花盛开时节，都会来昆山，并住在童家，每来一次小住三五天。童家以绍兴黄酒、大闸蟹招待。

吴昌硕每每酒酣之时，即兴吟诗作画，留给主人。但在上世纪60年代，童家所藏的一批书画被抄没，除唐寅老师周臣的一幅山水画后来归还外，其余的书画，包括吴昌硕作品均如石沉大海。

吴昌硕   粗枝大叶  设色纸本 立轴  138×68cm丙寅（1926 年）作

余曾见84岁吴昌硕于丁卯（1927年）谢世几个月前，为昆山的玉峰山（又名马鞍山）作《马鞍山偶成》，诗云：“负壑狐狸绕径蛇，马鞍山寺虎牙牙。寥天佛坐水云窟，春日宴移桃李花。潮逐雁来兵作气，海陪鳌立陈飞沙。一根萍影伊胡底，东野吟成我大哗”。

这里的“马鞍山寺虎牙牙”是指山中慧聚寺的典故。吴昌硕此件书法，结体上行草、行楷相间，用笔遒劲，字随势转，态由心生。此吴昌硕晚年的行草书，用笔上有篆隶古意，见苍劲雄浑、古拙朴茂的气息。

近见杨新鉴家所题吴昌硕书画多件，其中吴昌硕的《贵寿神仙图》、《金果图》、《凌霄花图》均为写意花卉，作品所画布局，或与落款，形成倾斜之势，但又不失平衡，以增强作品气势，这是吴昌硕大写意构图风格。

吴昌硕 贵寿神仙图 128×34cm

作品《贵寿神仙图》为立轴、纸本，纵128厘米、横34厘米。画左上方“贵寿神仙。庚申春杪，安吉吴昌硕，时年七十七”。右侧有“吴昌硕贵寿神仙图轴。庚寅秋，杨新题签”。此图写牡丹、水仙、山石，以大写意手法，点写而成。

构图颇具匠心，水仙在山石之上，看似随意，却处处不离法度，情趣盎然，并以淡墨写之，取其斜势；而牡丹则取直势，让画面富有变化。水仙用笔流畅、飘逸、清新，犹如神仙一般风姿。

图中牡丹色彩浓厚，大富大贵，牡丹红艳灿烂充满生机。全画掺入书法用笔，苍劲有力。气势奔放，纵逸飞扬，体现了吴昌硕大写意的风格。

吴昌硕 金果图 51×36cm

吴昌硕《金果图》为镜片、金笺纸，纵51厘米、横36厘米。画左上方“高枝实累累，山雨打欲堕。何时白玉堂，翠盘荐金果。庚申六月，安吉吴昌硕，时年七十七”。是图画两串果实、两枝干，简洁明快。

画家以酣畅的笔法，写出如黄金般的芦桔形态。此构图疏密有致，富有韵律。此画虽尺幅不大，但雄浑恣肆，以没骨画法尽情舒展，并稍加润泽，一气呵成，真实生动。

又吴昌硕《凌霄花图》为立轴、绢本，纵135.5厘米，横39.5厘米。画左上方“花开铺遍屋西东，夏日成阴不透风。疑是半空天欲雨，绿云端里驾红龙。乙卯春月，安吉吴昌硕。”右下角为“昌硕先生此幅，据其诗意，应是画凌霄花。

诗画比一时神来之笔，畅快之至。庚寅冬月，杨新题。”《凌霄花图》与徐渭《墨葡萄图》有异画同理之妙。《墨葡萄图》为立轴、纸本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纵165.7厘米，横64.5厘米。是图画葡萄一枝，倒挂枝头；晶莹透彻，鲜嫩欲滴。反映徐渭只求神似，不求形似的创作意图。

徐渭   墨葡萄   轴 纸本  166.3×64cm

而吴昌硕《凌霄花图》，藤条似篆书笔法写出，苍劲、沉雄，花叶茂盛，枝条下垂，疏密有致。表现出精到的笔墨技巧，看似俗，实乃雅至极。

一株苍劲的老干右出向上，几枝穿插上下的枝桠，环串其中。画面右侧取其势，向左下角倒挂一簇红艳的凌霄花，并与右上呼应，疏密有致，表现出空间美感。笔力气势雄强、纵横恣肆，构图突出主体，虚实相生。如此风格，在吴昌硕诗中能感受到：“落墨颇草草，且从篆籀扫。人谓品不能，我喜拙无巧。”

吴昌硕 凌霄花图 135.5×39.5cm

吴昌硕《凌霄花图》大写意以书法线条入画，并把书法的行笔、篆刻的行刀及印章“小中见大”的章法，融入其中，形成独特的金石味画风，当是传世之精品也。

再观吴昌硕绘画作品的布局，往往取对角斜势，以用枝干衔接增气势，大胆落笔，细心收拾。奔放处不离法度，微妙处精到自然，以拙藏巧。题款、用印比前人更胜一筹。

吴昌硕的绘画达到既有“古意”、“古趣”、“古拙”，又重创新，能纵能收，不拘成法。其作品留给读者的往往是外貌粗疏而内蕴浑厚，虚实相生。疏处可走马，密处不容针，此得益于金石篆刻与书法养心的综合。

吴昌硕在用色上，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，如善用西洋红写梅，牡丹，色泽强烈鲜艳。其弟子吴茀之谈吴昌硕先生绘画云，先生能以大笔浓重西洋红画花，其妙处在于不露火气，艳而不俗，其原因在于用色协调，善用复色。如此作品，使人感到既丰富、又静穆。

故潘天寿先生评吴昌硕画云：“以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古厚的意趣，引用到绘画方面来，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，更不落于粉脂俗艳，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，是大写意花卉最善用的能手。”

吴昌硕  牡丹  设色纸本 立轴  172×93cm  丙午（1906 年）作  朵云轩藏品

石涛曾云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在清代晚期的“海上画派”中，既有书卷气，又有金石气者，无疑当是吴昌硕。中国画中的梅、兰、竹、菊称之谓雅，而牡丹之艳为俗。考历代文人画，几乎找不到娇艳欲滴、色彩艳丽之牡丹。吴昌硕画梅、兰、竹、菊，又画水仙石头，是雅是俗，观者自知。

传世的吴昌硕作品，文人雅士喜，平民百姓也欢。诚如唐代刘禹锡诗云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文人画发展到清代，吴昌硕诗、书、画合为统一的艺术整体，从而更加富有表现力。

按吴昌硕的说法，夏商周秦的篆籀笔法同绘画的笔法是相通的，在《题英国史德若藏画册》跋中吴昌硕曾云：“予爱画入骨髓，古画神品，非千斤万金不能得，但得夏商秦吉系金文字之象形者，以为有画意，模仿其笔法。”